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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诗歌的写作状态和所面临的选择

时间:2018-06-16 01:32 点击:
当下诗歌的写作状态和所面临的选择

当下诗歌的写作状态和所面临的选择

当下诗歌的写作状态和所面临的选择

当下诗歌的写作状态和所面临的选择

  “世界对中国诗歌的关注也来自于中国对外影响力的扩大”

  我来过金华五次,每次都是为艾青先生而来,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有幸受邀出席艾青先生《抗战诗选》纪念活动。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当下中国诗歌的写作状况,以及与国际性交流互动的关系。关于国际交流,在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大家知道,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现在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文化怎么能对外更好地推荐、介绍,更有效地提高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的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或者说从“五四”以来到现在,我们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有十万多种(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更多的还是叙事类文学作品),但我们现当代文学中重要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外国文字的,据统计大约一两万种,从数量上看就很不对称。但令人可喜的是,外部世界开始对中国的诗歌投以关注。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在历史上,诗人是一代接着一代,很多诗人可以说不光在中国诗歌史上,哪怕就是在世界诗歌史上也很有影响。但是尽管这样,我们看到西方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研究,更多地还是着力于唐诗宋词这一类古诗词的研究,真正中国现当代诗歌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或者说被翻译成别的文字的也还不多。

  当然,中国古典诗歌对整个世界的诗歌发展影响是巨大的,西方的意象派诗歌受唐诗的影响就很明显,像埃兹拉·庞德这样的诗人,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就吸收了唐诗的意象,当然也包括日本俳句一类。他们翻译唐诗,很多人都不懂汉语,只能借助当时懂汉语的汉学家,把作品的字面意思转述给他们,然后才由他们用另一种语言的诗歌形式翻译出来,现在再回头来看,那个时候的翻译,存在许多误读。当然,要把唐诗宋词翻译为西方的文字,或者别的文字,事实上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而言,诗歌是不可翻译的。但是二十世纪以后,直到现在,整个世界文坛对中国诗歌的关注,随着中国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当然这种关注包括了整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这种变化和中国对外影响力的扩大有直接的关系。最明显的是,当代有不少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近十几年比较集中、大量地被翻译为西方文字。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一些重要的中国现代作家,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他们的作品被翻译为西方文字的数量并不多,这对他们是不太公平的,除了鲁迅这样的现代作家在世界上被广泛关注以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作家和诗人,近几年西方在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关注他们,因为这些作家和诗人在现代文学中都是具有开拓性的。

  “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之间形成了一个大断层”

  中国诗歌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中国文学在此之前被翻译的最多的还是唐诗宋词以及像《红楼梦》那样的古典名著,二是海外在译介中国文学方面,除了翻译了部分经典小说外,诗歌的翻译也是一个重点。现代诗人中被翻译得最多的是郭沫若和艾青,另外,八十年代兴起的朦胧诗派的作品,后来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介绍,其中,以北岛为代表。当我们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无论是英语语系的诗歌,法语语系的诗歌,俄语语系的诗歌,以及西班牙语系的诗歌,虽然他们在诗歌语言的革新方面,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中国诗歌,从过去的语言形式到现在新诗的语言形式,其变化都是巨大的,就如同文言文的写作和现在白话文的写作,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实际上是在语言传承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断层。从《诗经》到楚辞,再到唐诗宋词,一直到元曲延续下来的中国诗歌传统,实际上一直在发展变化中,但其在语言的内在联系方面却一直保持了这种语言的紧密联系,但从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却不一样,它不仅仅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上的革命,从根本上讲,它还是一场语言的革命。这一点,在俄语诗歌的变化中就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去看俄罗斯的诗歌,普希金形成的俄罗斯诗歌语言的传统和方式,直到今天都还延续在俄罗斯诗歌的现实世界中,像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经典诗人阿赫玛托娃、曼德什尔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人,都是这一诗歌传统在语言方面的继承人。虽然这其中有许多新的变化,但从俄语本身来看,它所形成的语言的链条却从没有中断过。当然不可否认,在汉语诗歌的语言转化上,从《诗经》到楚辞,到唐诗宋词,其内在语言的联系也是没有被完全中断的。但我们的新诗,从“五四”开始,主要是进行了大量的横的移植,比如胡适、刘大白等人,都是最早开始新诗实践的人,这其中郭沫若是毫无争议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女神》就是横向移植的一个典范,它那种狂放的诗歌形式,主要是来源于美国诗人惠特曼对他的影响。从这些新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更多的语言方式承接的还是西方现代诗歌的结构形式。中国新诗的发展到现在还不足一百年,应该说,都还在进行语言和形式上的实验,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现代自由诗和原来汉语诗歌所形成的断层对当下诗歌发展是好还是坏,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要重新去对接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精神,向伟大的古典诗歌致敬,绝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我们在进行新的诗歌创造时,充分体验中国传统诗歌的哲学意境。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对中国数以千年的诗歌传统加以继承,当然更多的是指美学精神,不过对古典诗歌语言的学习,也需要我们在现代诗的创作中进行很好的借鉴;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进行语言复古,我们要做到的是真正意义上古典精神在语言层面上的内在回归。

  现在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当下的许多诗人都是按照翻译语言和外来诗歌的形式再重构我们的诗歌,这里既包括语言也包括形式,这并非就让人感到惊恐,我刚才说过任何新的实践都应该有存在的空间,但我想提醒的是我们离自己数以千年的诗歌传统的主流精神正渐行渐远。其实,今天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考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不少诗人在这方面就进行了艰苦的语言和形式上的探索,比如闻一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写的现代诗,力求在语言上和形式上都有更多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特征,他一直追求诗歌语言的内在美感和外在韵律的结合。这里还可以说说艾青,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新诗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虽然他写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化的自由诗,但他在白话新诗的语言实践中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典范,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是一个特例——新诗史上的特例,他最早学习绘画,促成他写诗也是很偶然的,当然这其中也隐含着不可更改的必然,当时他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监狱后,在监狱里他写下第一首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从此,他声名鹊起,并且以一个诗人的形象登上了中国文坛,纵观艾青的整个诗歌语言实践,现在仍然有很多诗人和学者在讨论,普遍认为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末,应该说是艾青诗歌最成熟的阶段。就我个人看来,他是那样一个阶段用白话写诗最伟大的一位诗人,就是我们现在重新来看他的诗歌,其语言的朴素美和纯净度,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座高峰。在艾青活着的时候,我曾经有机会向他讨教:“你所处的那个年代,正是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化的时候,而新诗的创作更是在摸索的阶段,但你写的诗,从一开始语言就非常简洁干净,哪怕用极为散文化的语言写作时,我们也能感觉到你的诗歌那种内在的节奏和朴素的美,完全不可想象你是怎么做到的?”后来艾青沉思后告诉我,他的话直到现在依然让我很受益。他说:“一个诗人如果用华丽的辞藻,纷繁的意象,把诗写得很复杂,这是可以训练的,也容易做到。倒过来说,如果只用最简洁的语言,不是简单的语言,在选择时,不管名词、动词、形容词,它都是一种最佳搭配,而它也恰恰能抵达你要表达的生命的本质,这个是最难的。”不可否认,艾青作为一个诗人,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和直觉,我现在依然认为艾青的诗歌创作,特别是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出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号手》、《手推车》、《北方》、《我爱这土地》、《向太阳》、《火把》等作品,是中国新诗在语言和形式方面进行实践的最光辉的范例之一。

  “中国新诗在传统与翻译之间要创造自己的第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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