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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沧:贵族政治、豪族共同体与京都学派

时间:2018-06-30 22:42 点击: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李济沧教授文字实录

李济沧:贵族政治、豪族共同体与京都学派

(李济沧先生(右)与已故谷川道雄先生合影,照片由李济沧先生提供)

嘉宾简介:李济沧,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文学博士,毕业于日本龙谷大学东洋史学专业,师从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谷川道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史。著有《东晋贵族政治史论》,译著有《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等。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李济沧教授文字实录,采访整理:高飏

贵族与贵族政治

凤凰历史:李先生,祝贺您的新书《东晋贵族政治史论》出版。能否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书中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李济沧:我在书里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贵族与皇权,一个是贵族政治与王朝兴衰。第一个问题通过九品官人法来看。与大家熟悉的科举制度完全不同,魏晋时期,无论你门第多高,想要做官,必须要有乡论的支持。所谓乡论,也就是地方社会的舆论。朝廷委任的中正官根据乡论授予乡品,乡品不但决定你的起家官,对你将来所要升迁的官职也持续发生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皇权不但无法干涉,反而扮演了维护和完善这一制度的角色。齐武帝萧赜,就对那些想做贵族的人明确表态,“我不得措此意”,而且坦承“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所以说,贵族进入政界,获得地位和身份,依靠的是乡品、乡论,而不是皇权,这就反映了魏晋贵族具有独立于皇权以外的自律性特点。第二个问题,西晋灭亡,南迁之后的侨姓贵族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积极推行“清静”“宽和”“和靖”等政策,得到江南豪族、江南社会民众的拥护和协助,带来“财阜国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繁荣局面。我们探讨东晋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实际上都可以从贵族政治的贯彻与否之中找到原因。

凤凰历史:您撰写此书的初衷或者说动机是什么呢?

李济沧:3-9世纪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贵族与胡族,一内一外,推动着中古社会的形成和演变。中国人谈政治史,喜欢谈皇帝,谈中央集权,对贵族、官僚,总认为是皇权的附庸,对此我是不太满意的。为什么贵族能在皇权以外获得相应的身份和地位呢?学术界还缺乏深入透彻的探讨。在我看来,作为历史上非常特殊的现象,中古贵族就好像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由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起,赋予生物体全新的要素以及更强的生命力。植根于地方社会,与皇权一起构成国家权力的贵族,既源自传统,又有别于传统,对秦汉以来的社会体制,对宋元以后的历史都影响深远。可以说,如何认识有着自律性特点的贵族,对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意义重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凤凰历史:对东晋或者魏晋南北朝史感兴趣的读者看到您这部著作,首先可能会想,它与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这一点也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李济沧:中古贵族研究,陈寅恪先生、唐长孺先生、周一良先生等前辈大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田余庆先生以皇权作为核心要素,从皇权与贵族的势力消长这一角度对东晋政治史做了详尽分析,无论考证之功,还是结论之卓越,都堪称典范,令人叹为观止。在田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我比较侧重贵族与江南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简单讲,田先生研究皇权与门阀之间的“争”,认为东晋皇权与门阀的共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历史终究要回归皇权。对此,我主要从“和”的角度来看贵族如何得到华北乡里社会以及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进一步说,田先生关注皇权这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而我则认为中古贵族的兴起并非变态性、偶然性历史现象,它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逻辑,具有决定中古社会性质的重大意义。

凤凰历史:研究东晋贵族政治,将重心放在与江南地方社会的关系上,您的这个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呢?

李济沧:主要受陈寅恪先生的启发。陈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专门分析了王导积极笼络江南豪族,谋求双方合作的过程。我的观点是,东晋贵族在执掌朝政时,这种姿态始终得到贯彻,只是在庾亮兄弟以及王朝晚期出现了偏离。还有一点就是受日本学者的影响。从内藤湖南、冈崎文夫到川胜义雄、谷川道雄、安田二郎、葭森健介等人非常重视江南地方社会的作用,提出了一些如“乡论体制”“共同体社会”“名望家支配”等概念。当然,田余庆先生研究皇权与门阀政治,也为后来者留下了从江南社会进行观察的余地。十年前阎步克先生访问京都,我曾请教过他。阎先生也认为有必要从地方社会的角度分析东晋政权的性质。

凤凰历史:我们注意到您使用的是贵族一词,这似乎不同于国内学术界常用的世家大族、士族等。那么对贵族一词,您是如何界定的呢?

李济沧:唐长孺先生在他的论著中,就使用了“门阀贵族”这一称呼。总体来讲,国内学者比较注意门第、通婚、大土地所有、与皇权的争斗等问题。我使用贵族这一称呼,并不排除这些特点,但更注重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为什么史书描述他们的个人生活或政治行为时,屡屡用含有“清”的词汇来形容呢?如“清静”“清简”“清慎”“清净”等等。我认为“清”与“贵”之间是有紧密关联的,因此需要考察贵族如何通过“清”的伦理精神与地方社会结成相互支持的关系,进而再从这种关系去分析当时的国家体制、皇帝权力的存在形式以及贵族政治的推行特点等。刚才说过,我的目的是要证明,具有自律性特点的中古贵族是中国历史自身逻辑的反映,并非偶然性现象,而“贵族”一词以“清”的伦理精神作为底蕴,似更能体现这一特点。

凤凰历史:读了您的书,感觉您比较重视从理论上、逻辑上分析中古贵族及其政治,例如贵族的起源、贵族体制的建立、东晋贵族政治的兴衰等,这与国内学者的观察角度似乎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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