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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文化现象”看新体诗歌的隐性发展

时间:2018-07-11 13:06 点击:
摘要:本文从“文化现象”角度切入,对新时期以来新体诗歌发展史的梳理,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新体诗歌始终没有离开过生活现场,没有离开过时代。同时,还大胆地

摘要:本文从“文化现象”角度切入,对新时期以来新体诗歌发展史的梳理,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新体诗歌始终没有离开过生活现场,没有离开过时代。同时,还大胆地提出了新体诗歌史,就是由若干“文化现象” 积淀而构成的,新诗的标准是与时代同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不是一成不变的。

关键词:文化现象;新体诗歌;介入现实;隐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8-0149-03

一、引言

什么是“文化现象”?文化现象指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某种外部状态和联系,具有个别、具体、可直接观察和经验性等特点。文化现象是文化发展中带有典型和标志作用的事情,是群众在共同需要、共同心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和不断给予陶冶的结果。它往往是思想观念及其物化形式的综合,它不但具有外在的特色,而且含有观念的特色。诗歌,作为人类精神的高度表达形式,同时也是诗人对社会现象,从感性到理性的概括认识。

与其他文化一样,新体诗歌的诞生,也是伴随着一百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阵痛”而降生的。从此,现代新体诗歌以全新的面貌,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成为20世纪初叶,以一种“狂飙突进”的姿态,参与社会变革而又革古鼎新的“文化现象”而名垂历史。客观看,“文化现象”在主观是“客观的”,在客观上又是“群众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行为。回顾新时期之前,新体诗歌的演变发展,依然脱离不了“文化现象”,抑或文化思潮的“推波助澜”。

纵览百年新体诗歌发展史,不难看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诗歌的历史,并非是我们有意而为的结果,而是依存于一个个社会文化现象而构建起来的。轨迹虽说有些模糊,但依旧可以看出诗歌成长的过程。

同时,透过这些或隐或现的发展“灰线”,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诗歌,须臾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现实生活。囿于篇幅,本文仅就新时期以来新体诗歌的崛起、发展情况,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做一番简要梳理与思考。

二、新时期的诗歌崛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的工作中心转向了经济建设。被禁锢、压抑多年的中国人民迎来了又一个思想解放的“艳阳天”,抑或社会发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体诗歌创作,同样开始了从内到外的“裂变”和“探索”。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是,新体诗歌的“繁荣”,不是依赖体制,而是各种极具文化意味的各种“思潮”而进入大众和文坛的。现在看来,作为一种思潮式的“文化现象”,很难被主流接纳,但从之前的新体诗歌的发展看,新诗的发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可鉴,没有方向可寻,就是依靠各个时期的社会现实,“自发”成长起来的。也就是,文学史是后人编写的,与诗歌的发展不可能是同步的。这种现象,在新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以“朦胧诗派”、“打工诗人”、“汪国真现象”,以及“余秀华诗歌现象”为例,考量“文化现象”背后的新体诗歌创作。

毋庸讳言,从20世纪80年代初始,国内在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大解放浪潮同时,文学也开始了自己的“复兴”。单就新体诗歌而言,受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影响,国内诗坛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老诗人同声放歌诗坛,给寂寞的文坛带来了一片新的气象。像被称之为“归来派”的老诗人牛汉、艾青、邵燕祥、公木、流沙河等。他们的创作都能自觉参与“反思”主题的抒唱,带有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这些诗人,都把诗歌当作了自我“宣泄”,反映真实生活与历史的“匕首”与交流方式。然而,真正具备“文化现象”意味的应该首推“朦胧诗派”的崛起。这是一个带着阵痛与反叛色彩,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海子等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组成的诗歌群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的诗歌,最初还在继承现代派,或者后现代派的诗歌传统,但很快又开拓了新的疆域,与“传统”走得更远了。

后来,这个另类的诗歌群体被主流称之为“朦胧派”。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没有宣言,只有对光明世界的强烈渴求和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通过系列琐碎的意象,含蓄地表达了他们的自我觉醒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鄙弃”。“文革”后,全民呈现的“反思”心理,其实也就是一种无形的社会现实。“朦胧派”诗歌的出现和崛起,代表了大众的“感受情绪和思考”。但也因与当时盛行的现实主义,抑或浪漫主义诗歌风尚截然不同,而备受诟病。甚至艾青、臧克家、李英等老一辈诗人,看到那些“十分晦涩、怪癖”,叫人似懂非懂,百思不得其解的作品也对他们冷嘲热讽。现在看来,最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只有有了,或者依赖相对完整的理论支持,才可能“修成正果”,进入文坛主流。当然,这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无情的沉淀。

以“朦胧诗”为例。他的历史地位的被认可,得益于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三个诗歌理论家的“推介”。他们的三篇诗学理论,给了“朦胧派”诗歌新的生命。应该承认,“朦胧派”诗歌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成功跨越了当代文学史的禁区,实现了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和发展。当然,不能回避他们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1]。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朦胧诗的衰减、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大众传媒的推介,国内诗坛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很多颇具影响力的诗歌社团和诗人。像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的“他们文学社”(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等)、1984秋,在上海诞生的“海上诗群”(主要成员有默默、刘漫流等)、1986年在四川发起的“非非主义”实验诗歌活动(主要成员有周伦佑、蓝马等)和以胡冬、马松等人,受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影响而倡导的“莽汉主义”,以及稍晚一些崛起的,以翟永明、康亚平、王小妮、伊蕾等人为代表的女性诗人等,被后来称之为新生代或“第三代诗”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些新时代诗人试图反叛、超越朦胧诗歌,重建一种诗歌精神。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成为后新诗潮的总体特征。除此以外,还有是一些诗人的创作,是对某个文化现象的呼应。像海子的《亚洲铜》,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文化寻根”热的呼应。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广东沿海地区出现的“打工诗人”,同样也是诗歌介入现实,反映内心的一种显见的“个案”。代表诗人有许立志、郭金牛、郑小琼、罗德远、许强、冉乔峰等。当时,作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的舒婷,之前也是一名灯泡厂的工人。20年后,一个叫郑小琼的女工也写了一首《流水线》的诗歌。不同的是,当年舒婷的诗歌带着一种苏醒与萌动的时代意味,而郑小琼眼中的流水线,虽然一样枯燥,却多了憎恨。“透过这些诗歌,可以看到沧桑变化,所以这些打工诗歌可以看成一部工人的精神史诗和沉重的社会史诗。”(秦晓宇语)当然,作为当代中国转型期,出现的打工诗人现象,早已超越了文化的范畴,成为“为3亿多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存作证”的文学表达。打工诗人,几乎遍布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他们用手中的笔,描述自己真实生活与生存状态。这类诗人之所以能够进入大众的视野,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诗人杨炼和秦晓宇的推荐,一个是网络论坛。诗人秦晓宇认为,打工诗人具有底层的经验,又能沉浸在这样的低处。他们不是为写诗而写诗,只是因为生活有太多的积压,需要喷涌倾诉。与其说,从“蹲着的部落”中走出的“打工诗人”,用他们的笔写出了自己与一座座城市的遭遇,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写出了一个群体与这个世界的遭遇[2]。

三、新世纪新体诗歌的隐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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