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 - 百读美文网 !    
当前位置: 首页 > 诗歌大全 > 现代诗歌 >

王璞︱新诗深入内陆:纪念穆旦诞辰百周年,兼谈“中国性”

时间:2019-02-28 10:00 点击:
纪念穆旦就是纪念那些化入黑暗“树干”的“出发”“探险”“远征”“希望”“挣扎”“死亡”。穆旦赋予了这样的“中国性”以诗歌,用笔、用年轻的“脚掌”、用心

1938年2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由长沙迁昆明,开始了一次“长征”,由此所产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已经成为了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乃至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广为传颂。“2月19日至4月28日,三校两百余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步行团’,在闻一多……等教授的带领下,步行三千五百华里,历时六十八天,跨越湘、黔、滇三省而抵达昆明。查良铮以‘11级清华学号2720(外)’编入12级学生为主的第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近二十年前,我作为一个新诗入门学生,第一次读到李方先生所编的《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收入《穆旦诗全集》,增订版现收入《穆旦诗文集》,该年谱对穆旦研究的助益和推动之功无需多言)中这段文字时,印象特别深刻,今天重新翻阅,仍感到心头一震。

王璞︱新诗深入内陆:纪念穆旦诞辰百周年,兼谈“中国性”

穆旦(查良铮),1918-1977。

王璞︱新诗深入内陆:纪念穆旦诞辰百周年,兼谈“中国性”

《穆旦诗全集》
查良铮出生于1918年,1977年辞世时,年仅五十九岁。今天,在纪念这位伟大诗人和翻译家诞辰百周年之际,我想和大家一起回到查良铮还不是“穆旦”(虽然他已经发表过诗作,但所用笔名还是“慕旦”)的那个时刻,回到他作为清华外文系学生参加步行团的那个时刻。那时,“炮火翻动了整个天地,抖动了人群的组合”(卞之琳语),整个中国都呈现出战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流动性,世界也在经历着地图的大变动:内迁、南渡、归来、流亡、困守孤岛、到延安去、下乡入伍、远赴南洋……同样在1938年,中国现代诗人卞之琳内迁至成都后,又开始前往延安的访问,而英国现代诗人奥登则前来中国战区采访,在我以前的一篇文论中,我将这两次诗歌的流动和穆旦等西南联大文学青年的行程并置,称之为“抗战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三条路线”。穆旦一生充满传奇也饱经苦难的旅程,正开始于学生时代的战时迁徙。也许我们可以在战时文学的地缘政治中,乃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经验的流动版图中寻找其人其诗的另一重定位。

王璞︱新诗深入内陆:纪念穆旦诞辰百周年,兼谈“中国性”

查良铮,1938年5月摄于从长沙步行到昆明之后。
查良铮的抗战经历使得他成为了新诗史上的穆旦。要讲述诗人和诗歌的“出发”,则要从三校逗留湖南说起。华北失守,北方许多大学开始逃亡;其中,北大、清华和南开迁至长沙时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开始新学期。英国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作为清华的教授,随部分文科被安顿在了南岳衡山附近。在衡山,他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长诗——《南岳山中》。这首诗是围绕一个词展开的:flight。它既指飞行,又包含了“逃” (flee)的意思。全诗结束于诗人对进一步逃亡的不确定感:“I said I wouldn’t fly again/For quite a bit. I did not know…” 并把抗战、临时大学的搬迁和南岳自然景象转化为一种对流动性、不确定性的表达: “The soldiers will come here and train./ The streams will chatter as they flow.”燕卜荪对一个词的关注折射出了他“和流亡大学在一起”的中国经验。可惜这首诗当时被《生活与文字》(Life and Letters)退稿,而同一个刊物多年后发表了王佐良介绍穆旦的文章。1938年2月,日军进犯,湖南吃紧,临时大学再次搬迁。对于那些步行团的学生来说,逃亡恰是“飞行”的反面,那意味着深入中国的内陆,深入土地。“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穆旦:《出发》,《穆旦诗文集》卷一,205页)。这是穆旦纪念这段“三千里步行”穿越湘黔滇的经历时所写的第一句。远离“渔网似的城市”,接触“广大的中国人民”,已经预示了这一代新诗人和三十年代诗风的距离。“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穆旦:《原野上走路》,同上书,208页)战时的流动性重新组织了文学青年的社会经验和生命体验,使他们深入到以前新文化无法触及的区域。与此同时,燕卜荪作为清华教授则“飞行”出了一条曲线,他先去香港,肩负为联大采购物资的任务,在这片殖民地上碰见了同胞奥登,对这位“战地诗人”似有不屑,然后又取道法属越南辗转来到了云南。很快,查良铮就会出现在他的英语诗歌讲堂中。又没过多久,从延安归来的卞之琳也加入了联大教授的行列,而作为学生辈的穆旦,后来在书评中批评了卞之琳的战地摄影般的诗作,反而赞赏艾青的凝重激烈的油画般的北国风景书写,提倡“健美的抒情”。也许,早在穆旦的徒步远行中,民族解放的政治意识、新的抒情可能性和历史视野已初步成形。

王璞︱新诗深入内陆:纪念穆旦诞辰百周年,兼谈“中国性”

燕卜荪
王佐良,作为穆旦的同学,既是西南联大诗歌生活的亲历者,又是穆旦的最重要的评介者之一。在他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多篇文章中,王佐良都追述了穆旦诗歌养成的两方面。一方面,王佐良提及了“三千里步行”对他诗风变化的影响:“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穆旦的由来和归宿》)还有:“……抗战爆发,他的情绪高扬了,但由于他在流亡途中看到内地农民受苦的样子,又是常有忧郁的反思的。”(《谈穆旦的诗》)另一方面,王佐良也强调穆旦在到达昆明后所受的现代主义教育,在燕卜荪对从霍普金斯到奥登的英语现代诗歌的讲授中,穆旦进入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世界,成为了“年青的昆明的一群”中最为耀眼的诗人。抗战的社会流动性和大学的流亡形成了一个新诗歌群体及其集体经验:“这些脸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艾略特和奥登……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无休止地走着。”(《一个中国诗人》)

王璞︱新诗深入内陆:纪念穆旦诞辰百周年,兼谈“中国性”

王佐良,西南联大毕业留念,1939年。
至少在穆旦的个案中,四十年代新诗的国际现代主义的脉络显得特别清晰,因而也得到了相当多的阐发甚至引发过一系列争议。不过,其背后的战时本土经验也不应遭到淡忘。关于“三千里步行”,穆旦有过两首诗作:《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这两首诗写作时间一般推测是步行长征期间或随后,发表则是1940年,它们没有被收入穆旦自己编订的任何诗集,或许有习作痕迹较重的原因在。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带队老师闻一多后来把《出发》这一首收入了《现代诗抄》。放在穆旦的整个诗歌历程之中,也可以将这两首诗作为他的写作在“奥登风”之前的另一原点,一个历史经验的原点。除了我已经引到的开头之外,《出发》一首以内陆地名的排比来建构对“中国”和“人民”的新感知:
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
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
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泛起泥土和粪香,
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
在石门桥,在桃源,在郑家驿,在毛家溪……
我们宿营地里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
在一个节日里,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
(《穆旦诗文集》卷一,206页)
在《原野上走路》中,诗人强调了“我们总是以同一的进行的节奏,/把脚掌拍打着松软赤红的泥土”;“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207、208页)穆旦四十年代的许多其他作品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主义的经典,和它们相比,这些行路“中国”的诗行或许缺少那种“玄学、身体、历史”相互扭结的标志性强度,但今天回看,这两首诗作具有另一重意义上的特殊价值,它们是“中国”之为现代国族在战时流动和重构的文学印痕。
数据统计中,请稍等!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